战时作战指挥权
概述
战时作战指挥权（战作权）是“战时作战指挥权”的简称，指在战时或有事时，对韩国军队部队的作战计划制定、部队调动、作战执行等军事作战全过程进行指挥与统制的权限。目前战时作战指挥权由韩美联合军司令官（美国陆军四星上将）行使，而平时作战指挥权则于1994年由韩国军方收回，由联合参谋议长行使。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牵涉军事主权、韩美同盟的可信度以及对朝遏制力，是代表性的安全与政治争议焦点。
主要内容
概念与范围
作战指挥权（OPCON，Operational Control）指对部队的编成、调动、任务赋予等作战层面进行指挥的权限，与人事、军需、教育训练等军政权限（军队管理权限）相区分。战时作战指挥权虽是仅在战时启动的权限，但实际上，危机状况下的转换程序与指挥体系设计才是核心争议点。平时由韩国军方统制本国军队，战时则由联合司令官同时统制美军与韩军，这种二元结构是当前的基本框架。
历史背景
- 1950年：6·25战争爆发后不久，李承晚总统向麦克阿瑟司令官致函，将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军司令部。
- 1978年：随着韩美联合军司令部成立，联合司令官开始对韩国军队行使作战指挥权。
- 1994年12月1日：金泳三政府时期，韩国军方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，仅战时作战指挥权仍留在联合司令官手中。
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讨论的展开
- 2005—2007年：卢武铉政府正式提出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，并于2007年2月的韩美国防部长会谈中商定于2012年4月17日移交。
- 2010年：天安舰被击沉与延坪岛炮击挑衅之后，以安全环境变化为由，移交时间被推迟至2015年12月。
- 2014年：朴槿惠政府将方针改为“基于条件的移交”，事实上不再设定时限。
- 2018—2019年：文在寅政府正式推进移交验证与通过联合演习进行的能力评估，但因朝鲜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新冠疫情，演习规模被缩减。
- 2022年以后：尹锡悦政府维持基于条件的做法，同时侧重韩美联合演习与加强延伸威慑。
移交的三大条件
韩美两国正式提出的移交条件是：① 应对朝鲜核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；② 韩国军队的战区级作战执行能力（确保核心军事能力）；③ 朝鲜半岛及地区安全环境。双方的共同立场是，只有这三项条件得到满足才能实现移交，因此移交时点并未被钉死在某个具体年份。
指挥结构改组问题
移交之后，由韩国军队大将担任联合司令官、美军四星上将担任副司令官的结构可能性较大。不过，围绕是否保留联合司令部本身、是否改组为“未来联合军司令部”之类的新组织、以及如何界定美军增援兵力的性质，相关讨论仍在持续。
赞成与反对的争论
- 赞成方：认为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是恢复军事主权的象征，也是增强韩军独立作战能力的契机。其逻辑是，这将在长期成为自主国防的基础。
- 反对方：担忧在朝鲜核与导弹威胁高度化的情况下，改变指挥体系可能给遏制力造成空白，并可能削弱美国提供延伸威慑的意愿。
最新动向
在2024年韩美安全协商会议（SCM）与国防部长会谈中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按“基于条件”推进的基调得到再次确认，旨在验证移交的联合演习和基于想定的评估也持续进行。同年，随着韩美核协商小组（NCG）的成立与加强延伸威慑的措施推进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讨论与核、导弹应对体系联动处理的态势愈发明显。2025年，与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相呼应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再次被公开讨论，国防部表示将维持以安全环境和韩军能力评估为前提的分阶段做法。另一方面，驻韩美军角色重新调整、美国战略资产部署扩大、韩美日安全合作加强等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，正成为战时作战指挥权讨论的变数。
相关主题
- [[韩美同盟]]
- [[韩美联合军司令部]]
- [[驻韩美军]]
- [[平时作战指挥权]]
- [[自主国防]]
- [[延伸威慑]]
- [[朝鲜核问题]]